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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涛 著
上期提示
梁启超这种史学促进民族主义的信念，与19世纪晚期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密切相连。历史进化论源于18世纪晚期德国思想家发展出来的“历史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前演化的过程；永恒不变的理想和法则是不存在的，人们只有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语境中，通过考察过去，来明察现在和预测未来。到19世纪中晚期，历史主义又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进化论史观，该史观在总体上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单向、线性，由低到高，类似生物进化的过程。
梁思成完成《中国建筑史》的初稿
一些学者确实将这种文字直接与生物进化论相连，但我认为不应轻易下此判断。因为，以生物体的生长衰落来比喻文化和社会的变迁，是自古就有的手法，其中起里程碑作用的人物是被称为“艺术史之父”、“现代考古学奠基人”的18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他在1764年的《古代艺术史》中将艺术发展过程归纳为类似生命的循环周期，每一周期都有“起源—发展—变化—衰亡”四阶段。以此为模板，他将古希腊雕塑发展划分为四阶段：旧式风格、盛期或宏大风格、美丽风格、模仿者风格。这个划分通常被认为是艺术史写作上首次将艺术发展界定为有机的生长—衰落过程。尽管也有学者争辩，温克尔曼其实又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一些古罗马作家对希腊雕塑的论述，但温克尔曼的重大意义不容忽视。他的写作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随后一批18世纪晚期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系统地发展出“历史主义”理论，构成西方现代历史写作的重要思想基础。历史主义到了19世纪中后期才吸收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我将在其他篇章中详细探讨它与梁思成建筑史学的关系。总之，就梁思成文字中的生物体比喻，尤其他对中国木构建筑发展的四阶段划分（“发育”—豪劲—醇和—羁直）这点上，我认为系统考察温克尔曼和西方历史主义史学观的演变，远比直接类比生物进化论更有意义。前者可以帮助我们回溯西方现代史学的思想脉络，而后者只能停留在一个浅白的打比方层次上。事实上，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进化论作为一种史观，被用来考察社会和文化的演变，构成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有力批判。但它长时间停留在较肤浅的生物学隐喻层面，直到1910—1920年代发展成一种史学方法论后，才促进了中国史学的更深刻变革。
在1910—19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史学产生了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从重视史观的改造转变到重视史学方法论的改造。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以及稍晚些的傅斯年，成为这一趋势中的四位代表人物。
王国维的史学贡献，由陈寅恪精辟地概括为三点，都与史学方法论更新有关：“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其中第一点，也称“二重证据法”——将实物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最为人称道，因为它是对中国传统学者，尤其是对乾嘉以来的学者只专注文字考证的治学传统的重大突破。这三点中有一个共同倾向，也不容忽略，那就是王国维力图贯通中西学术的努力，而这正是五四精神的一个重要成分。后两点毋庸赘言，仅就第一点来说，1900—1920年代，一批西方汉学家、考古学家，如瑞典的斯文·赫定和法国的伯希和，频繁来到中国，他们虽对中国文献的钻研相对较弱，但在中国领土上积极挖掘，频繁发现各种珍贵史料，这无疑极大地启发和刺激了一批中国学者。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也可看作是对外国学者工作方法和成就的直接回应：他直接吸收了西方现代史学中的实证科学方法，与中国的文献考证传统结合，这一改革使他成为促进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的关键人物。
我们知道，中国营造学社在1930年由朱启钤创立伊始，仍沿用乾嘉治学传统，专注于对中国古典文献的考证工作。1931年梁思成加入学社，就任法式部主任，以及1932年刘敦桢到任文献部主任后，从根本上改造了学社的研究方法，开始了下面十几年的文献考证和古建筑遗物调查相结合的建筑史研究工作。梁思成在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初稿中明确称他的成果集合了营造学社“十余年来对于文献术书及实物遗迹互相参证之研究”，这显然与王国维在1920年代开始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思路一致。陈薇和赖德霖两位学者都曾撰文，认为梁思成、刘敦桢及其同仁在建筑史领域中传承了王国维的治史方法。但究竟是梁思成及其同仁直接受到王国维的影响，还是“二重证据法”已经在19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成为大势所趋，而梁思成和刘敦桢自然地融入到这种潮流中去？我倾向于认为是后一种情况。不管怎样，我认为与其抽取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某个孤立的点，来推测它与梁思成建筑史学之间的联系，不如整理出1900—1930年代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来考察它与梁及其同仁的建筑史思想之间的种种可能的关系，我们或许能得到更全面、准确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