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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涛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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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在1932年第一篇建筑遗物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绪言”中的开篇文字，既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史学引进科学方法论的“时代精神”的积极响应，也是对营造学社接下来十几年开展中国古建筑调查工作的宣言：
……我国古代建筑，征之文献，所见颇多……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造型美术之研究，尤重斯旨，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
中国建筑是“非历史的建筑”
林徽因认为更独特的是，产生这种建筑的民族的历史，在宗教、思想、政治组织上并不缺乏变化，其间更有多次与外族的和平接触和武力争斗。那么，“这结构简单，布置平整的中国建筑初形，会如此的泰然，享受几千年繁衍的直系子嗣，自成一个最特殊，最体面的建筑大族，实在是一桩极值得研究的现象”。紧接着，林徽因批驳那种认为中国建筑“低劣幼稚”的观点，实际上“起于西人对东方文化的粗忽观察，常作浮躁轻率的结论，以致影响到中国人自己对本国艺术发生极过当的怀疑乃至于鄙薄”。林提到的西人“浮躁轻率的结论”，主要是指当时在西方流行的英国建筑史家福格森和弗莱彻尔的观点。两人都只能欣赏中国建筑的色彩和装饰，而无视其他价值。而且两人都仅把中国建筑看作一种固定风格，不认为它有历史演变的过程，即中国建筑为“非历史的建筑”。
林徽因的这部分文字，读起来确实清晰有力，但观点并非她首创。七年前伊东忠太在《支那建筑史》第一章“总论”的第一节“中国建筑之位置”中，就将世界建筑分为“东西二派”，又将东方建筑分为中国、印度、回教三大体系。他很清楚地指出，在这三大体系中，印度系自回教传入以来有巨大改变，古代形式已不复存在。
中国系之建筑，为汉民族所创建。以中国本部为中心，南及安南交趾支那，北含蒙古，西含新疆，东含日本……其艺术究历几万年虽不可知，而其历史，实异常之古。绵延至于今日，仍保存中国古代之特色，而放异彩于世界之建筑界，殊堪惊叹……
东洋三大艺术中，仍能保持生命，雄视世界之一隅者，中国艺术也。紧接着，伊东忠太在第二节“外人眼中之中国建筑”中，专门分析了西方人因观念、知识、语言、阅历所限，“关于中国建筑之记述，悉属孟浪杜撰者”。他还特别列举了福格森的“妄论”和弗莱彻尔的“偏见”。总之，我认为林徽因的《特征》一文，其开头对中国建筑作为一个完整、独特体系的论述，以及对欧美学者偏见的批驳，未必是经过自己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而很可能借用了伊东忠太的论述，把它作为自己开展研究前预设好的结论。不管怎样，既然林徽因和伊东忠太对中国建筑体系持同样的论点，仔细比较二人的具体论证就很有意义。
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虽然探讨的历史阶段仅限于从史前到南北朝，但其考察角度却很多样，材料也很丰富。在第一章“总论”中，他用前三节讨论了“中国建筑之位置”、“外人眼中之中国建筑”和“中国建筑研究之方法”。然后他用“中国之国土—地理”、“中国之国民—历史”两节在广义的时空上界定他的历史考察范围。他接下来又用两节分别从两方面概述狭义的中国建筑史：历时性的中国建筑史分期问题，共时性的“中国建筑之特征”。在后一节中，他用“宫室本位、平面、外观、装修、装饰花样、色彩、材料与构造”七点概括中国建筑特征。他随后的第二、第三章展开详尽的历史论述，分别探讨中国建筑的“前期”（史前—汉）和“后期”（三国—隋）。他以朝代更替为经，建筑类型为纬。值得一提的是，伊东忠太涉及的建筑类型是很多样的，包括都城、宫室、佛寺、道观、坛庙、祠堂、陵墓、住宅，其涉及的建造体系也包括土、木、砖石及各种混合结构。
相形之下，林徽因的《特征》是篇论文，我们当然不应指望它如伊东忠太的史书那样详尽。但林文相当于一篇搭建史学体系的纲领性文件，所以认真梳理她对建筑史考察范围的限定和史观的构筑，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她、梁思成及营造学社同仁们之后十几年的建筑史研究。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林文至少有两个概念上的模糊点：一是何为“中国建筑”？在文中，她其实仅仅在谈论中国“典型的”木结构建筑，而且集中谈的是等级甚高的官式木构。不像伊东忠太，在谈论“中国建筑”时，首先给予较充分的建筑类型、地理区域、文化传统，甚至族裔族群和用户阶层的界定，在具体谈论中国建筑特征时也兼顾多种建筑类型和结构体系。比如，在“中国之国土—地理”一节中，伊东认为“中国建筑”在地域上至少应分为北中南三个区：
中国之建筑，北部与中部南部风调各别。亦如欧土德法意等风调之各别也。要之“中国建筑”一语，亦如所谓“欧罗巴建筑”，甚为茫漠。中国各地原亦有共通一贯之性质，但详细之点，则各地大有不同。一因土地之状况异，一因住民之气质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