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那么古建筑挪一下有什么问题吗？
从技术上说没任何问题，每块砖、每根梁拆开来编上号，换个地方再按号码将老房子砌起来。噢，石阶上有青苔，这个也没问题，照样给你移栽，照样青绿得让人心酸，粉墙上有一滩乌黑的水渍，也能做得跟五十年前一样生动自然，连荷花缸下面的蚯蚓也有地方买。
但是在“建筑伦理”上——如果有“建筑伦理”的话——，不少专家痛心疾首，强烈反对。
本届世界华人收藏大会将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据大会秘书长陈志强介绍：这些年来，海内外华人中出现了收藏和保护古建民居的现象，对城市建设和民居保护起到了较好作用，但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大的质疑与阻力。为了进一步树立保护老房子文化历史遗产的理念，探索在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同时保护好老建筑的方式，大会以“大收藏”的文化视野，推动机构和私人收藏家开展抢救性收藏和保护的工作。
上海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办公室和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及上海石库门文化研究中心三家学术机构于9月13日至14日在上海图书馆共同举办“老房子保护和收藏论坛”。论坛邀请到同济大学教授、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以及数位建筑、文化方面的知名学者从学术专业的角度就保护建筑的重要性、保护与收藏的定义、收藏的方式和收藏价值，发表各自的真知灼见。论坛最后一天，近百位与会者将前往上海宝山闻道园和苏州东山会老堂考察，前者是异地重建的案例，后者是原地保护的案例。
论坛进入读秒阶段，记者就从各方听到了针锋相对的争议。但记者希望结合案例来进行解读，或许有助于读者对这个话题收获清晰认识，并形成自己的看法。
古建筑：可以收藏吗？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民众财产的增长，民间收藏也持续升温，收藏品种空前丰富，收藏品的边界不断突破，以前不入藏家法眼的旧器物也纷纷挤进古玩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由此出现了“大收藏”的概念。
“大收藏”的概念首先是体量庞大，比如匾额、墓道砖、城墙砖、石狮子、石佛像、石柱础、抱鼓石、拴马桩、老爷车等；其次，这些器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也相当丰富，值得深入研究。古建筑作为“大收藏”被人们关注，就同时具备了这两个特征。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特大型城市里，已经出现了一批古建筑收藏家，据专家估计大约有四十多位。他们的收藏行为和收藏物基本上体现了某些特征：收藏古建筑在数十件以上，古建筑基本是在近三十年里从农村收来，来源清晰，年份明确，有些大宅子的物主也有案可考。古建筑原有结构比较完整。部分古建筑实施保护性开发和利用，有一定的开放性，可让公众公享。
世界华人收藏大会秘书长陈志强对记者说：“上海的杜月笙宅邸、苏州西山的雕花楼、松江九亭的荟珍屋、安徽屯溪老街的万粹楼……先后为个人所有。这些收藏活动伴随着城市的旧城改造和规模扩张，从好多年前开始，市政建设速度加快，工程队往往顾不得保护或不懂得如何处理它们，那么有眼光的收藏家从中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出资买下来，保存起来，等时机成熟后加以开发利用。这种行为应该肯定。‘大收藏’突破了收藏品的原有局限，更注重收藏一种精神，收藏一脉文化，收藏一代人的记忆。”
但是同济大学教授、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对记者强调：古建筑与一般的古玩文物是有明显区别的，它不是简单的器物，不能被束之高阁地收藏。现在有些人购买了老房子后，拆散开来堆放在仓库里，那是要霉烂腐朽的！所以，收藏古建筑的概念不能混淆了，一定要搞清楚的是，古建筑在使用过程中，与人发生关系，与所在的地域文化发生关系，见证历史，见证传承，才能体现它的价值。
而记者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在上海及其他城市里，有成百上千的古建筑部件堆放在老板们的库房里，一幢房子一堆，牛腿、雀替、大梁、雕花门板等都编了号，石头部件则露天堆放，但他们难以同时将它们架起来再砌上砖墙，恢复历史原貌，根本原因就是谁也没有这么大的地来安置这些老房子！
记者在多年的调查中还发现，有些老板收藏古建筑后，为了盘活存量，以房养房，也会挑选一部分价值相对较低的高价出售，获利可达数倍。但古建筑却因此要再次踏上漫长的迁徙之路，伤筋动骨似乎难免。对此，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收藏学专家祝君波明确表示：反对倒买倒卖，牟取暴利。
但也有些老板认为通过买卖可以让古建筑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将因此而远播。他们列举了成龙将四幢徽派古建筑赠予新加坡某大学的事例来说，成龙拥有的十多幢古建筑价值一般，留在国内也可能被湮没，而到了新加坡就成了国宝，可以让更多的外国人认识中国古建筑的美学价值和生态文明。
古建筑：可以异地重建吗？
在“大收藏”的过程中，古建筑的异地重建似乎是当下现实条件下唯一可行的选择。
古建筑迁往他乡是农耕时代终结的必然吗？记者在多个农村考察时发现，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要大于城市，因为农村的格局与体量比城市小得多，对资本的抵抗力更弱，变化快速而且显著。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最先被“清场”的就是古建筑。而且农民自身也要摆脱老屋昏暗、潮湿、低矮、闭塞、与工业化难以对接的环境，入住城镇化楼房的愿望相当迫切。在农民富起来后，在农村青壮年流入城市打工转身为新城市人后，或者在新农村建设和土地流转过程中，古建筑面临“清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尴尬与无奈。
另外，中国建筑是砖木结构，不仅容易遭受火灾、水灾、虫噬等自然外力的破坏，屋龄超两百年也会松散摇晃。许多古建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能再住人，房屋主人必须在原有的宅基地上盖新房，只得匆匆忙忙处理传了几代的老房子。
“有一次我在安徽农村收旧家具，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看到一幢两百多年的老房子倒坍了，建筑部件已经拆散了，牛腿花窗等卖给了古董商人。房前小院子上，几个农民在分割一根银杏木的冬瓜梁，就是锯成几段分给几家人家做家具吧。这根冬瓜梁长12米，宽1米，凭我的经验，这根银杏木至少有一千年的树龄，现在根本找不到了！房屋主人也肯定是个大官，一般老百姓哪里用得起！但是老屋散架了，随着这根横梁的分段切割，一切都烟消云散了，若干年后谁也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这样一幢大规模的宅子，与房子有关的历史也将被湮灭。离开这个村子后，我脑子里一直抹不去这个情景，从此我就开始收购老房子了。”
对记者讲述这个故事的是赵文龙，他的祖父与父亲都在桂林公园工作，他自小在公园里的亭台楼阁中玩耍，对大厅花格窗的琢磨，养成了他对大木结构的研究兴趣与品位。1974年，他高中毕业后到闵行梅陇乡华一村蒋家堂插队落户，借住在一个庭院深深的大院子里，大院子里有数十间房子，每间房子里保留在原有的木作结构，还有老家具，赵文龙将耕余时间都花在研究木作上。上世纪90年代，他开了一家古典家具商店，深入农村收购旧家具，足迹遍布长三角苏、松地区。二十多年来，他收藏的明清两代古董家具有上万件之巨。进入新世纪后，为更好地发展和抢救木作文化，他在松江九亭购置了十余亩土地，建立修复老房子和家具的基地“荟珍屋”。
看到或听说农村的老房子散架了，要卖了，农村要修水库、造桥、造高速公路、建工厂等原因，推土机开到老房子前面，赶紧过去买下来，拆散了编号，装卡车运回上海——这几乎是上海所有古建筑收藏家的套路。有些心眼特细的，还会事先踩点打探，眼看某幢老房子够年份，横梁够粗，柱子合抱，门窗雕花够精，还有描写戏剧故事的砖雕石雕，价值不可低估，但房子还没倒，老板先在村子里发展线人，预支经费，让他盯着这幢老宅，一有动静赶紧打手机通知。
买来的古建筑，将破损的部件修补一下，找块地架起来，春风再度，这也是古建筑收藏家的首选方案。
王卫，上海闻道园文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闻道园位于宝山区，离宝钢不远，闻道园占地数百亩，比篮球场还大几倍的库房里堆放着数十幢古建筑的部件，石窗、石鼓、石马槽等堆在花园里，清代的石牌坊、明代石桥已经重新建起来了，当然还有进士第、武状元楼、楠木厅、诸葛后裔官厅、雕花楼等六幢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古建筑，形制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进士第，由同济大学古家具专家王凯丰设计成一个会所，供客人喝茶吃饭听戏发呆——还可以“闻道”。还有一幢晚清皖南宅邸做了闻道书画院的画室，每隔一段日子他就要召集一帮书画家在此挥毫，雅兴甚浓。
老房子中央是一处开阔的水面，无论荷花盛开还是秋雨绵绵，景观都相当不错。不远处是数台挖土机，二期工程正在有步骤地开进中。上海世博会期间，闻道园里的徽州大院成了市政府向外推荐的13个重点主题展览点之一。
古建筑异地重建，看上去很美，但在公众话语中，实施异地重建的老板们似乎负有原罪，质疑声不绝于耳，他们相当委屈。对此，阮仪三教授对记者明确表示：他们将行将倒坍或消失的老房子买下来，是好事情，应该肯定。这些年来，通过他们的收购行为，使许多中国人突然发现或认识了古建筑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过去有人只是收购老房子的部件，什么牛腿啦、花窗啦，以此牟利，买的人也只是装点家庭环境。现在大家发现整座老房子的价值更大。这个发现不仅推动了我们对古建筑营造法式的重视，还逼着政府官员重新审视古建筑这一文化遗产与整个自然环境的和谐，文保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得到了增强。
“但是我还是要反对异地重建。”阮教授旗帜鲜明地说，“古建筑的物理构成很复杂、也很丰富，它与所在地域的地理、气候、环境及人文背景甚至包括堪舆学——也就是所谓的‘风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同样产生一种建筑样式，安徽产生了四水归堂，北京产生了四合院，上海产生了石库门，北京不可能有四水归堂，他那里缺水啊，所以一座安徽民居搬到北京去，年轻人就可以不明白为何屋顶上的水要让它流入天井里。上海也不可能造四合院，上海寸土寸金啊，再说上海是租界，是移民城市，只能造弄堂，造洋房，四合院没有立足之地。那么根在农村的古建筑突然出现在城市里，它与原有的环境就割裂了，文化信息也不完整了，以后我们的后人要通过这样的民居来了解中国古代生活，就可能出现误读误判，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行为。还有些官员为了自我救赎，说修复、重建老房子就是异地保护，那更扯淡了，说明他根本没有文化，不理解建筑的整体性要求，在异地不可能保护，离开了原有的生态环境还谈什么保护？只能是重建。按照《威尼斯宪章》的原则，古建筑离开了本土就是破坏。这些年欧美国家在一些城市里建了中国的亭子、阁楼等，这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敬仰和热爱，但周边没有中国的文化环境与自然生态，那只能是个景点而已，不能算中国建筑！”
同济大学研究员、国家历史名城研究中心副主任赵雪敏也认为：保护一幢古建筑，意味着要保护一个环境。古建筑不仅是民宅，还应该包括古桥、祠堂、戏台、庙宇、牌坊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完整的生态环境。古建筑与文物不一样，文物离开出土遗址陈列在博物馆里，它的历史文化信息流失较小，而古建筑离开了原有环境，历史记录没有了，与原住民的关系就割裂了。如果重建时工艺处理失当，破坏就会非常大，只剩下一些构件的价值了。
而祝君波的看法对此略有不同，他认为：就地保护历史遗迹和古建筑当然是最佳办法，是上策。但现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有的地方老房子数量很多，难以由当地政府和居民全部加以保护和修缮，就产生了异地保护的需要和可能，出现了“大收藏”的概念，这也是新生事物。那么异地重建是现实条件下的中策，是保护的一种权宜之举，有可能成为古建筑被移动后的“最不坏”选择。
祝君波还向记者谈到了一个人：罗哲文，他被人称作是温和主义者，他对异地保护是支持的，而且通过一个案例来证明实际可行性。上世纪80年代，浙江龙游鸡鸣山面临着自然灾害与整体重建性改造，在罗哲文等几位教授主持下，在村里选取了十几幢有价值的古建筑，移建至周边自然环境中，等于重建了一个自然村，后来当地政府与企业家还从别的省份购买了一些古建筑移建于此，至今共有四十余幢，使这里成了与龙游石窟旅游景点配套的古建筑保护基地。
龙游在三千年前曾是姑蔑国的都城，两千两百年前秦始皇在全国实行郡县制时，即在这里设县，龙游的人文底蕴非常深厚。龙游民居苑古建筑迁建工程，是一种探索性的文物古建筑保护方法，目前在文物界仍然存在一定争议。二十多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专家、民众给予了好评。古建筑迁建保护，仍不失为一种古建筑保护的新思路。
古建筑：还有人在原地保护吗？
异地重建之前，一般要对古建筑动一番外科手术。对此，专家的共识较强。祝君波认为：“重建必须力求原貌和原物恢复，不能移花接木，加油添醋，搞得面目全非。”赵雪敏认为：有些老房子损坏很严重，修配的部件必须按照原有工艺和结构来做，体现《营造法式》的精神。如果是从别的建筑取下一些部件配上去，也应该保持可识别性。记者曾在上海及外省市多处修复后的古建筑上看到新配的梁柱特意不髹漆，保留修补的印记。
阮仪三告诉记者：古建筑重建也好，修复也好，必须遵循中国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同共商定的“五原原则”，即原材料、原工艺、原结构、原样式、原环境。其中最难的是原环境。随着人们对古建筑保护意识的增强，有些建筑工艺也慢慢得以恢复，比如明代建筑是没有玻璃的，当时就用蛎壳磨薄了装在花格窗上可以透光，现在这个工艺也恢复了，对修复古建筑特别有利。有些泥灰工艺和砖雕工艺也有了传承人。这些年来，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面做了大量工作，对古建筑保护也是一个有力推动。有些地方对古建筑进行登记，并推出了禁止交易的法规。但真正实施保护，却不那么容易。在此情况下，古建筑收藏家们还是乐意帮助政府的。
修旧如旧也成了收藏家们的共识。记者在赵文龙的“荟珍屋”里看到，有十几栋完整的老建筑，如荣毅仁的故居、黄炎培的书房、杜月笙的房子、明代至乾隆年间的花亭等，均由赵文龙通过修旧如旧的方法重建起来，进入今天的视野。
荣毅仁的这两幢房子原在静安寺，造航站楼和延安路高架时，面临拆除的命运。赵文龙听说后直扑拆迁现场抢救下来。“那些柚木大门、楼梯精致度相当高，故居窗户所用的磨边水晶玻璃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国内无处可寻。拆除铜拉手和铰链时我都是亲自督工的。”赵文龙仔细保留了这些部件，在修复中就派了大用场，“这是文化基因，不能丢失”。
赵文龙在自己的地盘上重建古建筑之外，还帮政府完成了一些重建项目。比如在青浦朱家角重建三开间苏式老民居，在松江区广富林遗址公园重建了一幢上海本地风貌的三进大木结构的老宅，现为广富林文化展示馆的藏书阁。后来他还应松江区政府邀请，在佘山民族文化馆重建了七幢大木结构房屋作为展厅。同时，他还为有一些文化情怀的企业如南开维凯宾斯基酒店、尊木汇传统木作文化馆等重建了一些古建筑，传承并弘扬了中国传统的木作文化。
古建筑原地保护在上海也是有案例可援引的。本次论坛上，邢伟英将作一个题为《会老堂·把根留住》的报告，她的故事同样动人。
2003年初夏，邢伟英参加了一个自行车队的骑行之旅，车队沿着太湖进入东山，到了那里稍作逗留时，不经意间她走进了一个古村落——陆巷，猛然想起丈夫的祖屋就在这里，名叫“会老堂”。但探访后发现老宅已经挤了许多人家，环境与建筑均破破烂烂，回上海后她向丈夫流露了重修“会老堂”的想法。
“会老堂”，寓意会老友、聚新朋、集贤达、遇知己。建于16世纪初，即明代正德年间，是宰相王鏊赠与老师的宅院。其主体建筑坐北朝南，以中轴线分布，依次为门屋、大厅、楼厅、后院。每进间以天井相隔，正中有门院贯通，呈前堂后寝的传统建筑布局。其南北照墙的缠枝花砖雕、大厅顶梁木雕、莲花柱前门木刻、将军门坤石等，均为珍贵文物。
这一年，邢伟英向当地文管部门表示了愿意抢修“会老堂”的意愿并了解相关程序，找来苏州的古建筑专家和古建工程队，对“会老堂”进行实地勘测，制定了系统修复方案。第二年春节过后修复工程就启动了。
“施工人员首先利用遗存的坤石、石阶等，复原了已完全倒塌的将军门，并增设了连接将军门与院子的长廊，在大厅遗迹的纵轴线上，以保护原有基础为首要原则，建造了一个四角亭子。施工人员还清洗了保存比较完好的照墙部分上的浮灰，使每一块细砖都完整地重现了原貌：用糯米浆拼接而成的青砖墙，缝隙细如毛发，整齐细腻，墙面中间砖雕刻饰的缠枝花纹刚柔并蓄，线条流畅，充分彰显了明代建筑的艺术特点。”邢伟英说起修复工作的细节，俨然一个行家里手。
楼厅的二层是“会老堂”的修复重点，也是整幢建筑的精华所在。虽然墙体倾斜，但是完好的梁架和坚固的通天楠木柱，使得“会老堂”整体建筑风华依旧。抢修人员将墙体拨正，翻修了全部屋顶，修复了正梁中间的“山雾云”和雕花板，复原了四周所有的裙板，重现了大厅100多平方米的完整结构，体现明代江南士大夫审美趣味的建筑在眼前一层层展露其卓绝风华。
在修复“会老堂”的近一年的时间里，邢伟英几乎天天往返于上海与苏州，加起来达到三百次之多。但这个女强人乐此不疲，她感叹地说：“一个具有如此厚重文化的高雅之地，值得让更多热爱中华文化及懂得吴文化的人一起来分享。”
记者对她表示敬意时，邢伟英则淡然一笑：“我们有幸依偎在历史的阶梯上，它教会我们淡泊、从容。会老堂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历史。”
论坛最后一天，与会者将赶赴苏州东山，在会老堂考察，并在厅堂里欣赏评弹。
作为上海松江区收藏协会主席的赵文龙也告诉记者，就在今年8月底，松江老城区旧区改造，在一片正在拆毁的看似无多大价值的民居中，有人意外发现了一座花厅，赵文龙得知马上赶过去考察，“形制巨大，雕花工艺也很精细，有人愿意以每平方米30元的代价卖给我，我没有动心，因为我觉得这幢有150年历史的古建筑级别相当高，如能在秀野桥边的原址保护起来更有价值，就跟政府有关部门说了。现在这个花厅就留下来了。我如释重负，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花厅啊，比一般民居更有价值！”赵文龙说。
古建筑：可以商业开发吗？
古建筑在他乡“站”起来了，修旧如旧的面貌似乎还披着一层故乡的薄霜，但在城市人的打量下多少还有些陌生与忐忑。因为它知道，从这天起，进出大门的人说的是他乡话甚至外国话。
前不久记者在绍兴考察一个文化项目，就近前往会稽山旅游度假区的一个度假村，据悉由浙江开元集团开发经营。这是个极具江南水乡民居风格的主题文化酒店。酒店的前身是一个完整保留的古村落，原为大禹姒姓家族后裔繁衍生息之地，距今已有4000余年。原有的祠堂做成一个微型的民俗博物馆“禹裔馆”，街对面一处民居则是姒姓研究会。
这个项目占地44500平方米，酒店整体建筑群以独栋的松散形式沿河展开，整体规划着眼于古村落的自然生态环境，不破坏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以白墙墨瓦的明清建筑为主体，小桥流水穿插其中，祠堂、戏台、天井、古街、石巷等景致相映成趣。独特的古村落气质，近乎极致的装修设计，加上大隐于市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使得酒店保留了很多神秘感。
当街竖着一座石牌坊，上面刻有“遗风犹存”四个字，对联：山存圣庙，禹王寝卧稽峰里；村旁清流，后裔耕耘鉴水边。檐廊是新建的，一条飘檐伸向远方，廊的一边与房屋相依，一边有柱的走廊，称为檐廊。还有五座桥，分别为梅梁桥、念祖桥、姒家桥、庙下桥、望陵桥。小街上还有一个茶馆，一个酒家。
今天，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及耕作的村民都搬到河对岸的新房子里，牲口、家禽也搬走了，石磨盘、石柱础、旧家具、旧农具留下来成了点缀景观的老古董。古村复原了一百年前的生态，花木郁郁葱葱，河水清澈见底，乌篷船泊着，一竿篙插在水里，倒影不停地扭曲着它的笔直，一切都宁静得让人欲梦欲仙。
另一处正在“重塑”的“古村落”也在禹王山下，工人正在骄阳下加紧施工，一条小河从工地中间穿过，倒映着禹王山峰。从二十年前起，上海企业家秦同千从苏浙皖地区收了两百多幢老建筑，一万多件旧家具，在绍兴租地建仓库、厂房，请来一帮老师傅修复老家具和古建筑。2007年他拿下绍兴市会稽山旅游度假区望仙桥地块的开发经营权，一开始准备搞农家乐，楼也盖到一半，突然改主意了，要建度假村式的精品酒店。于是他从库存的古建筑中挑了六十多幢徽派老宅放在这个项目上，大夫第、状元府等做成大堂及俱乐部，明清民居重建后作为独院独幢的客房。现在，地面工程基本完成，预计在2015年初开业。同时，秦同千在上海青浦朱家角课植园附近还造了一家星级酒店，将一幢古建筑搬来做了大堂，一座古戏台重建在花园，为住店客人演昆曲。
上海黔香阁的老板李建忠也是古建筑收藏家，在上海的几家饭店里一水的老家具、老建筑，尤其是虹桥地区的1877会所，成了时尚人士聚会及国际品牌发布时尚信息的场所。会所本身就是一幢古建筑，是李建忠在浙江衢州收购的一幢建于1877年的两层大宅门民居，经过清洗、拆分、编号，再运到上海“拼装”。但更令李建忠自豪的是上海世博会的城市足迹馆里陈列的九幢古建筑（包括部件）全由他提供。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以这九幢古建筑为线索，加上其他实物和图片资料，讲述运河流域民居风格的特征及演变过程，这个馆由此成为人气最旺的展馆之一。外国人的评价尤其高。李建忠还告诉记者：“中常委们都来看过，给予很高评论。前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也来了，高兴得不得了，登上戏台一口气唱了两首歌，兴致极高！”
现在，李建忠正在与上海地产集团合作另一个更大的项目“美丽上海·悦榕庄”，就在徐浦大桥南岸的浦东地块，有两百幢晋、皖、豫、苏、浙风格的古建筑正在悄然复活。这个占地500亩的项目有三大功能，除了一家超五星级精品酒店外，还有餐馆、酒吧、时尚饰品等新型消费业态和艺术大家的工作室，还有与文化产业配套的会展会议、节庆活动场所，包括旅游观光。
以上只是记者了解到的众多古建筑复活项目中的几个，可以说，所有的古建筑在异乡的重建，因为与城市整体环境与文化氛围的天然冲突，势必引起诸多争议。阮仪三对记者说：“商业开发有利有弊，利，就在于实现了展示功能，提升了古建筑的身价，在公众分享的同时也产生了文化影响力。弊，在于有些人不懂行，张冠李戴，狗尾续貂，破坏了古建筑原有的文化信息。外国也有古建筑异地重建的案例，但比如英国，老房子异地重建后的来龙去脉是很清楚的，几百年的档案是保存下来的。”
对此，李建忠是深有体会的，他对记者说：“商业开发其实不是最好的归宿，古建筑最好与非遗项目结合起来，比如成为昆曲、京剧、手艺、乐音、民俗等项目展示的平台，就会产生1加1大于2的效果。传承与传播，是每个古建筑收藏家的社会责任。但从目前情况看，还不是每个拥有古建筑的人都能想明白的事。”
祝君波则明确表示：“支持原地保护，理解异地重建，反对原地拆毁，这也应该成为论坛的共识。在多元的社会，我们要学会宽容与妥协。古建筑的异地重建以及尊重传统文化的商业开发就是一种妥协，可以为原地保护积累经验，扩大影响，留下空间。”
张雪敏教授认为：古建筑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国力体现，这在欧洲诸国已经得到证明，在中国也应该得到广泛的认同和重视。